触目惊心！15种常吃的“毒”水果全曝光

读尼采－论“世界的逻辑化”

【按：尼采下面这段讲对世界的人化逻辑的文字，我早已译出；今日有必要再贴一回，一是看到现有汉语对此段的翻译，说实话，我并不感满意，几处关键处反而译得不明白了；二也是主要的，要借此说说我们常看到的某些社科哲学的著述行为，或者反过来，我们借助这样的著述行为反观尼采，或可有针对性地加深我们的把握——这倒不是在想借尼采怎样怎样，对我们来说，认识即便是尼采之后今天人们的认识或知识状态的品质，这才是主要的：怎么认识呢？就是象这种社会式媒介——文本、著述——间的互动！】

尼采：论“逻辑的虚假性”

多奇 译

“个体”以及“类”的概念都同样是虚假的，并且都不过是视觉假相上的。“类”仅仅表达出这么个实际事情，即：许多相似的事物在相同的时间里出现，而且它们继续增长和自身变化的速度在一段长时间里减慢了：其结果，它们实际上的微小延续过程和增长状态并未特别被我们注意到（——某一发展时期，此时这种自身发展运动并不呈现其可见状态，以致它显得是已达到某种均衡状况，以及造成一种虚假的表象，所谓现在已抵达某个目标了——也就是认为在发展进程中是有过某个目标的……）

形式被视为某种持久不变的东西，所以就被当成某个更加宝贵的东西；然而，这种形式纯粹是由我们虚构的；而且，如果说我们还如此经常地“获得了同一种形式”，那这并不意味着，有这同一种形式存在，——毋宁说，实际出现的总是某个新的东西——只不过倒是我们，是在做相同比较的我们，由于此一新东西与原先旧东西相似而把前者囫囵般地换算到“形式”这个统一性下了。就仿佛有某种类型是可以被我们抓住的，而且，它就好似在事物形成过程的前面飘荡，并且是包含在这种过程里的。

形式、种类、规律、理念、目的——在凡此种种方面，我们都一律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这就是某种虚假的实在性正被建立在某一虚构之上：好像事件活动（das Geschehen）在其自身内就含有某种服从性似的，——此处，我们已经在这种事件生成过程中做了某种人为的划分，区分出了所发生的某事某物和这种发生事件对之自行遵从的凭什么（但是，这个某事某物和这个凭什么都不过是由我们依据对我们的形而上学逻辑独断术的服从而设定下的：它们决不是“实在实情”）

对构建概念、种类、形式、目的、规律——所谓“一个同一事况的世界”——这一必需化，我们不应这样来理解，似乎我们靠了它就真的有能力固定住真实的世界；而是应视它为这样一种必需，一种要给我们自己营造一个世界的必需，依寓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实存才得以可能——我们凭此必需而创造一个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可计算的、已被简化的、易于理解的等等诸如此类的世界。

这同一个必需状态始终包含于由知性支持的寻思意义的活动中，——正是这样的简化活动、粗糙化活动、划分重点和十足虚构，正是以它们为根据，一切的“再认识”，一切的能够－让自身－得到－理解才立稳了足。我们自身的需要把我们的感觉如此精确化了，竟至这个“相同的现象世界”一再发生倒错，并通过这种倒错已拥有了现实性的假象。

信奉逻辑，我们这种主观上的必需状态仅仅说明，在逻辑学本身进入我们的意识很久以前，我们所做的全不是别的，而是把逻辑预设安插进事件发生里：如今，我们是在事件的活动中找出这些预设来——我们已不再有能力另做他事了——而且，我们现在误以为，这种必需状态给我们担保下了某种揭示“真理”的东西。我们成了这样的人，在我们花了最长的时间做完相同化、粗糙化和简单化活动后，我们制造出了“事物”，制造了“相同的事物”，制造了主语、谓语、行为、客体、实体、形式。

世界在我们看来是逻辑的，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先就把世界逻辑化了

——尼采：《1885——1887年遗稿》，KSA全集/卷12/9[144]（97）

对于丹、易中天该不该有种严肃科学的要求？

一、

——我们人文科对于解释学的滥用实际给任何阅读中的误读、歪曲之举提供了负面支持：解释的相对化并不是在否定解释本身；

——汉语之间和汉语与他语之间，是从何时起开始彻底丧失学习他人说话能力的？——严格地说，就是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马克思主义始至今！

——今日汉语者不乏本身就暗藏专制政治之立场，他们却要求读者对他们持民主政治地－解释学式地阅读，这是人文哲学科业内的又一大腐败和自毁！

二、

——对这样的辩护（指于、易二人的讲座或署文根本算不上学术，也没按学术的要求来定位），我个人认为：于丹、易中天好像都是大学里的教授吧？那么，在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助教即便在课堂上讲座，是不是也该“按学术的要求来定位”呢？

那种对大学教师说的“人家的讲座根本算不上学术，也没按学术的要求来定位”/“易中天的那个也不算，只是讲历史故事罢了，或者是对历史故事的个人解读”，我认为是中学教师做的事情，“对传统文化的快餐式传播还是有其价值的，就是让更多人有欲望去读论语”这是我们或是作为教师，或是作为自由作家在做中学、或技术专科学校阶段的事情，一轮到大学，在今天就是在科学意义上的学术操持了，哪怕行政管理、党政管理也得给我管出个大学水平来！

这么说，并不是在贬低中学教育，或一般地贬低社会传播下的教育普及，当年黑格尔就当过中学校长，但其时还不是大学教授，精神现象学还是可以写的，那是他为当教授写的；当了教授后并不是不可回报中学，但那时就是以教授专家的身份了；

今天，在我们这里是个什么情形呢？——中小学教师不写文章或书，而是把学生当文章或书来写；大学教师倒是文章或书满天飞，却把它们当利益、当政治、当职称，但就是不当科学来写；

于丹、易中天是在做中学就该做的事情，他们这样已是抢了中学、自由作家的饭碗，而荒废了或毒害了大学的讲座讲堂！

——于和易的作为，学界人应该站出来说说，但不能像这样又搞——博士签名，这样的举动恐怕是赔上自己一并搞笑了；

我们现在需要做做针锋相对的事情，不认可这么读书的博士研究生们不妨也读读《论语》或《庄子》，哪怕撰文挑挑于在哪里读错了也行；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做研究的人应该着急一点，于教授这么一读，很可能就打着引导大众的口号促进一种风气了，最后要扭转也难，就像现在在我这行当里尼采的被读，明明是误读、利用地读、歪曲地读、未读懂，却说就该这么读——解释学地读，最后是尼采已经面目全非、真假难辨了——瞧着吧，此风不刹定会愈演恶劣……

莺歌燕舞今晚起 竹爆鼓喧为明朝

序幕已拉开，今晚以后工、农、兵、学、商、党、干、少们将歌如潮、酒如海地欢蹦一个星期长；其实，中间还是有不少好曲子的，只是吟哦不动心、咏唱意难酣罢了，做作态多了点喽——


——年三十里的几点感想：

1、 昨晚是走着去老丈人家吃年饭的，一路上小车子居然出奇的少，公交车也是各点出发的，因此想到：一个节日终于叫各色人等充实到私人空间去了，我们只有私人空间充实了，公共空间才辽阔、清晰、各有遵守了；

2、 年饭过程里，央视那场会又倒腾起来了，因为它，我的想法又有变：
a) 央视这场连续七八个小时的倒腾，是对我们私人空间以及空间里的活动干预的决不放手，就像居委会大妈、辅导姐、支书干的那种；
b) 因为要有这种干预，我们本来有限的公共空间就被凭借强势地蛮横占据了——比如，我们这一代的音乐、歌曲教育就那么几款几曲，如果现在让我再听它们，一定是咬牙切齿的，但另方面，这几款几曲确实是伴随我们长大的，各人自己甚至有不少成长故事是与它们（比如学唱的过程、开班级会的唱歌、相互抄写歌词等等）有关的，从这点讲，那几款几曲在今天的回放就是有点撩情扇风的（央视是深谙此道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公共空间被强占、被操控、被强制与私人空间嫁接的后果；可恨那帮老不死的卖唱的，今天还腆着横肉继续害人……

关于本人在百度空间一则日志被闭屏的报告

昨天，我在百度空间上评张五常的一段文字（见本地下面日志）连续两次被人为闭屏，就是没有被删，但外部访客已看不到，我自己也是登陆管理后才能见，大概是还不够删除的级别，但夹杂点敏感或犯忌的说法，于是，被处理得不让它公开，叫你贴主自己瘟去吧……

近来大陆博客空间商如新浪博客，频繁出卖行规人品，蛮横删除用户日志，自愿充当言论打压手，已激起博客人的愤怒，一则“请公开你们的理由！——关于新浪博客删贴的联合声明”（见：http://amorfati.my-place.us/read.php?tid=2587&page=e&#a）就是大家奋起捍卫自身权益的网络维权举动，对此，本人坚决支持并振臂声援！

——多奇

驳张五常“腐败不可免”、“中国无两极分化”

这张老头新年一露头，又在歌功颂德，据南方新闻网，他称：“腐败不可避免”，否认“中国严重两极分化”（全文见：http://amorfati.my-place.us/read.php?tid=2582）

张头根本认为，说“中国拉美化”也是胡说八道，如果“拉美化”道路不能或不足以描述大陆中国的政经形势或可能趋势， 那张头否认腐败说也就顺理成章了——到底谁在胡说八道？？？（关于拉美化道路在大陆中国，暂不罗唆了）

下面看看他是如何否认两极化的——：

： “……中国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不晓得他们说两极分化根据的是什么资料。大概从2001年开始，农村进步得非常快，这是无可否认的，毋庸置疑的。

《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是不对的，可能在个别的地方是有这种情况，你把最坏的地方拿出来写，整个中国不是这个样子。很多穷乡僻壤，西红柿没人栽，农地都没有人耕种，因为他们出去打工了。你告诉我中国现在有多少是全职农民？大多都出去打工了。出去学两个月，拿了个驾照，可以找到一千多块钱一个月的工作。这是绝对不困难的。

农民的生活实际上改进得很快。我去农村调查了很多次，看着他们的生活改进的，年年都不一样。当然是不如城市了，当然还是清苦，我们当然还要把他们的生活改进得更好。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说中国是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这个是什么数据？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么，这现在为什么不是一种逆向型的两极分化呢？——可以问问，我们这些 城里工 的处境究竟如何呢？在我们身上发生过这样的 改善 么？他张五常 为什么看不出这是在逆向地（逆向于通常城市与乡村格式的）停滞一部分人而提领另一部分人呢？

——的确，城市底层市民（下岗工、无业人、初级劳力如学徒、学生，退休者等等）甚至都不如农民工的，或者在大方向说：49年后，大陆其实根本就没有过真正的城市与乡村之分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在社会科层上的stratifikation；为什么？因为其时随着大陆中国的军管化过程，也就形成了中国农民跟随毛的第一波城市化过程；但因为这次城市化过程的规模局限（原有并未完成城市化的城市容量），或者事实是，当时农民阶层的 先进分子 先完成了首次城市转移，必然需要大量的同阶层同胞继续留在乡村（先已城市化人的自保），以烘托出先来先到的城市化农民市民——我们的父辈，除了张五常的，谁还不是农民的家底啊？——这是这个阶层固有的占山为王习气啊！张五常根本不懂，大陆中国从乡村到城市，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自邓小平始的第二波农民市民化过程以及两极分化仍然是这种占山为王农民习气的延续，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社会过程是不发达的，而张五常在这里倒无意间给我们再次验证了与这种不发达相应的、眼下还正在发生的逆向的（反市民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这或者是张与中共间的心照不宣？要么就是他仍在装老糊涂啊！

Chinesischer Wissenschaftler soll Staatsgeheimnisse verraten haben

Von Johnny Erling


Peking - China setzt seine Serie gezielter, unter Ausschluss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unter Verweigerung von Vertrauensanwälten inszenierter Aburteilungen von Bürgerrechtlern, Anwälten, Journalisten und Sozialwissenschaftlern fort. Sie werden von der KP-China offenbar als besondere Bedrohung ihrer Herrschaft empfunden, weil sie unterdrückten Randgruppen Gehör verschaffen oder Zugang zu Informationen aus den inneren Reihen der Macht hatten und diese verbreiten. Jüngster Fall wurde der bekannte Pekinger Soziologe Lu Jianhua. Der 46-jährige Forscher der Akademie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Herausgeber der autoritativen Blaubücher zu Wirtschaft, Polit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Chinas wurde vom Zweiten Pekinger Volksgericht zu der extremen Strafe von 20 Jahren Haft verurteilt. Das berichtete Frank Lu vom Hongkonger Informationszentrum für Menschenrechte und Demokratie, der Kontakt zur Familie Lus hat. Diese durfte am Prozess nicht teilnehmen.

Lu war im Mai 2005 verhaftet worden und wurde am 16. August dieses Jahres wegen "Geheimnisverrats" angeklagt. Das Gericht hatte für ihn nur einen Tag vor dem Verfahren einen Pflichtanwalt abgestellt. Lu soll über Vermittlung von Ching Cheong, dem Chefkorrespondenten der Singapurer Zeitung "Straits Times", eine regelmäßige Kolumne für eine Singapurer Zeitung geschrieben haben. Darin soll er Staatsgeheimnisse weitergegeben haben.

Der Singapurer Journalist Ching Cheong wurde im August 2006 unter der Anklage, er hätte für Taiwan spioniert, zu fünf Jahren Haft verurteilt. Im gleichen Monat wurde auch der für die "New York Times" in Peking arbeitende chinesische Journalist Zhao Yan abgeurteilt. Er war zuerst wegen angeblichen Verrats von Parteigeheimnissen angeklagt worden und wurde dann aber aus Mangel an Beweisen wegen eines einfachen Betrugsfalls zu drei Jahren Haft verurteilt.

Menschenrechtsorganisationen werfen Peking vor, Exempel zur Abschreckung zu statuieren. In der Sozialakademie wurden seit der Verhaftung Lus und eines weiteren Forschers die Mitarbeiter ermahnt, alle internen Informationen streng geheim zu halten. Als Nächstes wird ein hartes Urteil gegen Anwalt Gao Zhisheng erwartet, der sich für Falun-Gong-Anhänger einsetzte und ohne einen Rechtsbeistand und nicht öffentlich wegen Subversion angeklagt wurde.

Die besonders schwere Bestrafung im Fall Lu Jianhua zeige, wie "stark sich die innere politische Lage Chinas derzeit verschlechtert hat", kommentiert Frank Lu.

Artikel erschienen am 20.12.2006

欧洲联盟（EU）

欧盟是欧洲27个国家的联合。在欧盟生活着约4.8亿公民，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内部市场。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舒曼计划开始，经过《罗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深化（一体化）与扩大，欧盟得到了逐步发展。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欧洲共同体于1992年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联盟。除了经济一体化之外，欧盟也商定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警察与司法领域的合作。此外，欧盟也致力于许多对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问题，例如创造劳动岗位或者保障公民权益。《阿姆斯特丹条约》（1997年）和《尼斯条约》（2000年）对1992年在马斯特里赫特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分别进行了两次修改。《尼斯条约》于2004年5月1日生效，成为欧洲联盟的现行条约。欧盟将自身定位为价值共同体：成员国有义务维护和平、自由、民主与多元化。它也是一个团结共同体，经济强势的国家向弱势国家施以援手。成员国在许多领域共同行动，所拟订的决议对所有27个国家均有效。因此，各成员国向欧盟让渡了某些职责以及部分主权。不过，欧盟既不是联邦国家，也不是简单的政府间开展合作的国际组织，成员国将主权捆绑在一起，以便在国际上施加更多的影响，以民主的方式澄清欧洲层面的共同问题。为此，成员国将决策权让渡给了自己所创立的欧盟机构。

护身符的理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称 和谐权 是第四代人权

来源: 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 郭少峰 实习生 刘赟）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昨天表示，以和谐精神超越传统三代人权的对抗精神，将化育出新一代人权———和谐权。

他将人权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分别是自由权本位的人权，生存权本位的人权和发展权本位的人权。

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尊重与促进人权与建设和谐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京召开，会上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表示，和谐权将成为和谐世界建设的基石和要素。

徐显明认为，和谐内含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人心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重要素，在此意义上，和谐社会中人们对人权的诉求有着与前三代人权迥然不同的视野与境界。

他表示，自由权本位的人权忽略了人与人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平等的人权使人权体系难以和谐；生存权本位的人权压制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的积极性，社会从创造型转向福利型，一个社会活力不是增加而是减弱的社会仍是不和谐的；而发展权本位的人权过度主张，会引发人权体系的紊乱，从而带来社会的不和谐。

徐显明相信，和谐权的提出将深刻改变人与国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权不独是达成一国内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而且也是达成国际间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和谐的纽带。

徐显明表示相信：中国文化固有的和谐精神与源远流长的西方人权文明传统相互交融、化合，将把人权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和谐权本位时代。

这是今年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后，全国人大常委级别的人士首次公开发表了“和谐权：第四代人权”的演讲。

这次研讨会将于24日闭幕，来自19个国家的70多位中外人权专家、学者、官员参加了研讨。

Die Welt：Zerstörungskraft von 400 Atombomben

Geschichte

Zerstörungskraft von 400 Atombomben
Wie das Beben von Tangshan in China vertuscht wurde/Von Johnny Erling

Xiaobai kam nach drei Wochen aus der 160 Kilometer entfernten Erdbebenstadt Tangshan an die Universität Peking zurück. Der einst fröhliche Philosophiestudent, der als Zimmernachbar im Studentenwohnheim mit deutschen Stipendiaten zusammenlebte, wirkte bedrückt. Xiaobai durfte uns im September 1976 nicht berichten, was er in den nach Verwesung stinkenden und von Flugzeugen mit Hunderten Tonnen Desinfektionsmittel übersprühten Trümmerfeldern gesehen hatte.

Als Chinas Studenten zur Hilfe eintrafen, waren viele der verschütteten Toten noch nicht geborgen. Nur 15 Sekunden hatte das Beben gedauert. Es traf am 28. Juli um 3.42 Uhr früh eine Millionenstadt in ihrer Tiefschlafphase mit der Zerstörungskraft von 400 Atombomben des Hiroshima-Typs. Aber erst am 23. November 1979, drei Jahre nach dem Beben, nannte die Parteizeitung "Renmin Ribao" erstmals Todeszahlen über die schlimmste Naturkatastrophe des 20. Jahrhunderts. Vom Epizentrum Tangshan bis nach Peking wurden eine Millionen Häuser zerstört. 242 400 Menschen starben, 700 000 wurden verletzt.

"Wir mußten die Toten auf den Straßen selbst zur Seite tragen, um durchzukommen" erinnern sich die ersten Journalisten der staatlichen Nachrichtenagentur Xinhua an apokalyptische Szenen vor Ort. Fotograf Guan Tianyi durfte aber keine Bilder davon machen. Peking verlangte nach "positiven" Aufnahmen vom Wiederaufbau. Bewaffnete Milizen verhafteten den Xinhua-Fotografen, als er die Zerstörung aufnahm, und warfen ihm vor, ein "Konterrevolutionär zu sein, der den Sozialismus verleumden will". Guan kann erst heute darüber berichten, wie Pekings ultralinke Politik die Menschen verblendete. Von Mitleid und Solidarität des Auslands wollte die Partei nichts wissen. Staatschef Hua Guofeng verkündete in Tangshan: "Die Ausländer sagen, sie wollen nach China kommen, um uns Hilfe zu leisten. Unsere großartige Volksrepublik braucht keine Einmischung. Wir vertrauen auf die eigene Kraft." Studenten hatten glitzernde Porzellananstecker mit Maos Bild in Schlammhaufen neben zerborstenen Brunnen entdeckt. Das für sie scheinbare Wunder fand eine einfache Erklärung. In der Bergbau- und Industriestadt wurde traditionell Porzellan gebrannt. Zwei Dutzend Manufakturen stellten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millionenfach Mao-Abzeichen her. Als der Große Vorsitzende seinen Personenkult zurückfahren ließ, stoppten sie im Mai 1969 die Produktion. Sie durften aber ihre Lagervorräte weder einschmelzen noch zerstören. Sie schütteten sie in die Brunnen. Das Beben brachte die im Schlamm konservierten Plaketten wieder zum Vorschein.

Mao nützte es nichts mehr. Abergläubische Chinesen werteten das Beben als Omen. Sein Mandat des Himmels war erloschen. Tatsächlich waren die Tage des in seinem Palast Zhongnanhai todkranken Diktators gezählt. Fünf Wochen später, am 9. September, starb Mao. Er hatte das Inferno noch gespürt. Das Beben pflanzte sich über die nordchinesische Ebene fort, verwüstete Tianjin und erschütterte die Hauptstadt. Spalten klafften im Mittelteil des "Peking"-Hotels. Risse taten sich im Sockel des von den Jesuiten gebauten Astronomenhügels auf. In der Universität Peking wurden 66 Gebäude baufällig und 17 Personen verletzt. Von der latenten Erdbebengefahr will die Olympiametropole 2008 mit ihren Superbauten wie das 230 Meter hohe von Rem Kohlhaas entworfene Medienzentrum heute nichts wissen, kritisierte Chinas greiser Architekturpapst Wu Liangyong.

(2)

Die Wahrheit zu verheimlichen hat im kommunistischen China Tradition. 30 Jahre dauerte es, bis viele Hintergründe und auch das Geheimnis gelüftet wurden, warum Peking die Bevölkerung nicht vorwarnte, sondern jahrelang behauptete, daß das Beben aus heiterem Himmel kam. In seinem neuen Buch "Tangshan Jingshilu" (Protokoll der Warnungen) schildert der Autor Zhang Qingzhou, wie verzweifelt Dutzende lokaler Seismologen und Forscher Peking zu alarmieren versuchten. 40 Erdbebenstationen um Tangshan meldeten zwei Monate vor dem Beben geotektonische Veränderungen, abnorme Wasserstands- und Temperaturmeldungen. Dreimal schafften es die vielen Warner, daß zentrale Krisensitzungen am 14., am 21. und 26. Juli in Peking einberufen wurden. Doch die in politische Machtkämpfe und ideologische Kampagnen verwickelten zuständigen Führer ließen Termine verschieben oder nahmen nicht daran teil. Sie bezweifelten, ohne sich damit ernsthaft zu befassen, zudem die Stichhaltigkeit der Warnungen. Sie scheuten sich vor der Entscheidung für Chinas Zentralregion mit Peking Erdbebenalarm zu geben. "Mit ihrer Borniertheit tragen diese Herrschaften unabwendbare Verantwortung" stellt der Pekinger Erdbebenforscher Geng Qingguo, einer der Kronzeugen des Protokolls, heute erbittert fest. Autor Zhang, der seine Interviews 2000 abschloß, fand lange keinen Verlag.

Auch Tangshans Einwohner spürten Gefahr im Verzug. Der Schriftsteller Qiangang befragte für seine Chronologie "Das große Beben" Hunderte Augenzeugen. Sie beobachteten, wie unnormal ihre Tiere reagierten. Auf den Märkten wurden so viele Fische wie nie angeboten, weil sie den Fischern von allein ins Netz sprangen. Selbst Zierfische schnellten aus den Aquarien. Am 27. Juli schwärmten Fledermäuse tagsüber durch die Stadt. Schwalben stießen ihre Brut aus den Nestern. Hunde bissen, wenn sie angekettet werden sollten. Ochsen ließen sich trotz Prügel nicht einsperren. Mehr als 100 Pferde galoppierten davon. Wiesel trugen ihre Jungen im Maul aus ihren Bauten, Mäuse verließen in Scharen Getreidesilos. Ihre Jungen folgten, am Schwanz des Vorläufers verbissen. Viele Bürger bauten sich Notunterkünfte, wußten aber keinen Zeitpunkt. Lokale Seismologen konnten ihnen ohne Erlaubnis Pekings nicht ihre Warnungen mitteilen. Nur der Parteisekretär Ran Guangqi vom 115 Kilometer entfernten Qinglong scherte aus. Er alarmierte eine halbe Millionen Bewohner seines Kreises über die für Ende Juli erwartete Gefahr. Keiner starb dort. Darüber durfte jahrelang nicht berichtet werden.

Peking setzte 300 000 Hilfskräfte, darunter 100 000 Soldaten zum Wiederaufbau in Tangshan ein, um die Stadt vom Reißbrett aus neu zu errichten. Die Ideologen gaben weiter den Ton an. Der 75jährige Biologe Lan Tianzhu kann heute berichten, wie die für Winterquartiere vom ganzen Land angelieferten Baumaterialien nach Maos Tod erst einmal zur Anlage von Gedenkhallen zweckentfremdet wurden.

Solche Erinnerungen mag Peking nicht. Mitte Juli forderte die Presse- und Verlagsbehörde, das oberste Zensuramt des Landes, die Medien auf, im Gedenkjahr 2006 nicht von der "korrekten Linie abzuweichen". Sie sollten "kühlen Kopf bewahren und ein geschärftes Bewußtsein zeigen". Pekings Führung weiß, welche Hypothek in den Erinnerungen für ihre Legitimation lastet vom unrühmlichen Jubiläum der 1966 begonnenen Kulturrevolution, dem Tod Maos und der Verhaftung der Viererbande vor 30 Jahren oder dem Erdbeben von Tangshan. Bis heute hat Chinas Regierung kein öffentliches Wort des Bedauerns oder der Entschuldigung über ihre Schuld oder Mitverantwortung an den Katastrophen gefunden. Da bleibt den Menschen Tangshans nichts übrig, als jährlich am 28. Juli mit Totengeld ihrer Opfer zu gedenken.

Sieben Ruinenstücke erinnern noch an das Beben. Sie wurden jetzt als nationale Kulturstätten unter staatlichen Denkmalschutz gestellt. "Jeder Ziegel, jeder Stein, jeder Grashalm und jeder Baum hier steht für eine Wahrheit: Die Partei ist großartig, das sozialistische System überlegen, die Armee zuverlässig und das Volk unbesiegbar" verkündet der Vizepropagandachef Xu Xiangbin. So soll es die Schuljugend künftig lernen.

Artikel erschienen am 28.07.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