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批判现代相对主义——现代人：我就是这不知何去何从的全部一切！

——莫不是现代人吗？“我既不知何去，亦不知何从；我就是这不知何去何从的全部一切”——现代人如是唉叹道……我们曾身患这样的现代性疾病，——病态于惰性的安稳、懦弱的妥协，病态于现代的肯定和否定在道德上的不洁品性。现代心肠的这种宽容和宽广对我们而言就是地中海的西罗科焚风[2]，它们“宽恕”一切，因为它们“理解”一切。我们宁愿生活在冰雪中，胜过生活在现代的美德下和在其它南来的暖风中！……

——尼采：《敌基督》

读尼采－论“世界的逻辑化”

【按：尼采下面这段讲对世界的人化逻辑的文字，我早已译出；今日有必要再贴一回，一是看到现有汉语对此段的翻译，说实话，我并不感满意，几处关键处反而译得不明白了；二也是主要的，要借此说说我们常看到的某些社科哲学的著述行为，或者反过来，我们借助这样的著述行为反观尼采，或可有针对性地加深我们的把握——这倒不是在想借尼采怎样怎样，对我们来说，认识即便是尼采之后今天人们的认识或知识状态的品质，这才是主要的：怎么认识呢？就是象这种社会式媒介——文本、著述——间的互动！】

尼采：论“逻辑的虚假性”

多奇 译

“个体”以及“类”的概念都同样是虚假的，并且都不过是视觉假相上的。“类”仅仅表达出这么个实际事情，即：许多相似的事物在相同的时间里出现，而且它们继续增长和自身变化的速度在一段长时间里减慢了：其结果，它们实际上的微小延续过程和增长状态并未特别被我们注意到（——某一发展时期，此时这种自身发展运动并不呈现其可见状态，以致它显得是已达到某种均衡状况，以及造成一种虚假的表象，所谓现在已抵达某个目标了——也就是认为在发展进程中是有过某个目标的……）

形式被视为某种持久不变的东西，所以就被当成某个更加宝贵的东西；然而，这种形式纯粹是由我们虚构的；而且，如果说我们还如此经常地“获得了同一种形式”，那这并不意味着，有这同一种形式存在，——毋宁说，实际出现的总是某个新的东西——只不过倒是我们，是在做相同比较的我们，由于此一新东西与原先旧东西相似而把前者囫囵般地换算到“形式”这个统一性下了。就仿佛有某种类型是可以被我们抓住的，而且，它就好似在事物形成过程的前面飘荡，并且是包含在这种过程里的。

形式、种类、规律、理念、目的——在凡此种种方面，我们都一律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这就是某种虚假的实在性正被建立在某一虚构之上：好像事件活动（das Geschehen）在其自身内就含有某种服从性似的，——此处，我们已经在这种事件生成过程中做了某种人为的划分，区分出了所发生的某事某物和这种发生事件对之自行遵从的凭什么（但是，这个某事某物和这个凭什么都不过是由我们依据对我们的形而上学逻辑独断术的服从而设定下的：它们决不是“实在实情”）

对构建概念、种类、形式、目的、规律——所谓“一个同一事况的世界”——这一必需化，我们不应这样来理解，似乎我们靠了它就真的有能力固定住真实的世界；而是应视它为这样一种必需，一种要给我们自己营造一个世界的必需，依寓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实存才得以可能——我们凭此必需而创造一个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可计算的、已被简化的、易于理解的等等诸如此类的世界。

这同一个必需状态始终包含于由知性支持的寻思意义的活动中，——正是这样的简化活动、粗糙化活动、划分重点和十足虚构，正是以它们为根据，一切的“再认识”，一切的能够－让自身－得到－理解才立稳了足。我们自身的需要把我们的感觉如此精确化了，竟至这个“相同的现象世界”一再发生倒错，并通过这种倒错已拥有了现实性的假象。

信奉逻辑，我们这种主观上的必需状态仅仅说明，在逻辑学本身进入我们的意识很久以前，我们所做的全不是别的，而是把逻辑预设安插进事件发生里：如今，我们是在事件的活动中找出这些预设来——我们已不再有能力另做他事了——而且，我们现在误以为，这种必需状态给我们担保下了某种揭示“真理”的东西。我们成了这样的人，在我们花了最长的时间做完相同化、粗糙化和简单化活动后，我们制造出了“事物”，制造了“相同的事物”，制造了主语、谓语、行为、客体、实体、形式。

世界在我们看来是逻辑的，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先就把世界逻辑化了

——尼采：《1885——1887年遗稿》，KSA全集/卷12/9[144]（97）